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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刑事诉讼证据规则

发布人:田富饶   来源:本站原创   发布时间:2016-08-15    

 

提要:在刑事诉讼中为追惩犯罪的客观需要,要求国家权力必须积极地收集证据。然而,追惩犯罪并非现代社会的终极目的,国家权力在追惩犯罪过程中同样应当尊重公民所享有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并受到必要的限制。因此,刑事证据规则中,立法关于证据范围、证明责任、证明标准、收集证据的程序等内容的规定,不仅仅体现着公正司法的立法要求,而且还包含着丰富的法治意蕴,即国家权力和公民基本权利及自由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刑事诉讼立法的改进对于推进我国依法治国方略的实现具有更为重要、更为紧迫的实践价值。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讨论通过的刑事诉讼法第二次修正案,细化了非法证据排除、证人出庭作证、全面收集证据和证据确实、充分等主要规则,在这一形势下,研究刑事证据规则对于进一步强化证据裁判意识,促进法院公平公正行使审判权,减少或杜绝冤假错案发生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本文以对2012年刑诉法修正案的解读为视角,拟就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理解与适用进行探讨,期望能对司法实践有所帮助。全文共计5312字。
 关键词:刑事诉讼 证据规则   非法证据
刑事诉讼证据规则是有关刑事证据的收集、运用、判断和确认等活动应遵行的法律规范。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及其运用条件和环境的特殊性,要求证据规则既反映诉讼规律又要符合我国实际情况。我国刑事诉讼法2012年第二次修正案中所确立的非法证据排除、证人出庭作证、全面收集证据和证据确实充分等主要规则比以往更科学、更全面、更具体,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在今后的司法实践中将会得到更好地运用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中国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签署国,按照公约的规定,我国有义务在刑事审判中排除非法取得的被告人口供。取证规则的建立,如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可以制止侦查人员滥用权力非法获得被告人口供等证据,对保护公民的权利不受国家权力的非法侵犯具有重大意义。近年来,我国各类冤假错案频发,杜培武案、佘祥林案、赵作海案,这些冤假错案的背后,几乎都存在刑讯逼供、违法取证的情况,除了执法人员主观方面的原因外,没有可操作的证据规则可以依据,刑讯逼供的证据不能排除,也是导致错案发生的重要原因。在赵作海案中,不仅是其本人被刑讯逼供,甚至连证人、他的前妻等人也遭受暴力取证。对此,有关专家指出,刑事错案的发生主要是在事实认定、证据审查的运用方面出了差错,并且绝大部分与刑讯逼供直接相关。我国刑事诉讼证据规则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指的是证据必须具有合法性,不具有合法性的证据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在刑事诉讼中,国家机关是收集证据的主体机关,辩护方基本上处于被动的地位,证据的合法性在这里主要指的是收集证据的方法的合法性。
(一)对非法言词证据的认定与处理。1996年第一次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两高三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条、第2条,2012年第二次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2012刑诉法》)第50条,都明确规定了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以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属于非法言词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这些规定从法律的层面保障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接受讯问时、证人在接受调查时的基本权利,但在司法实践中如何界定非法言词证据,如何区别、排除非法证据的实施程序及证明责任方面,笔者认为应把握好如下问题:
    1.对非法言词证据的认定问题。笔者认为非法言词证据是指通过“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精神折磨”、“使人疲劳、饥渴”、“服用药物、催眠”、“变相刑讯逼供”、“变相威胁、引诱、欺骗”或“施加很强的心理压力”等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取证方法非法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2.对采取“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言词证据的处理,根据《2012刑诉法》第54条的规定,笔者认为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3.对形式要件欠缺的言词证据是一概作为非法证据,还是作为瑕疵证据认定?笔者认为,对案件中出现的侦查人员没有签名等形式要件不完备的言词证据,一般应视为瑕疵证据,不要轻易作出非法取证的结论,应当由取证机关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后,予以酌情处理。
    (二)非法搜查、扣押取得的实物证据(含物证、书证)的认定与处理。根据《2012刑诉法》第54条的规定,对于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笔者认为,虽然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对违反法定程序获取的物证、书证不是一概否定其证据能力而予以排除的,但具体在决定是否排除非法物证、书证时应注意考虑以下因素:一是取证行为的违法程度。对于没有获得法定机关批准进行搜查、扣押而获得的证据应予排除;而对于只是搜查、扣押的程序、时间、方式等与法律规定有出入而获取的物证则可不予排除。二是对公民权利的损害程度。对公民权利损害较大,如导致公民重病、死亡或其他恶劣影响的应予排除;对公民权利损害不大,如未造成任何人身或财产损害的可不予排除。三是案件所涉及犯罪行为的危害程度。对于一般性刑事犯罪通常应予排除,而在危害国家安全、黑社会性质等严重刑事犯罪案件中则可不予排除等等。
    (三)非法证据的举证责任和证明标准问题。根据《2012刑诉法》第56条、57条、58条的规定,法庭审理过程中,审判人员认为可能存在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权申请人民法院对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依法予以排除。申请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的,应当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在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的过程中,人民检察院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证明。现有证据材料不能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提请人民法院通知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也可以要求出庭说明情况。经人民法院通知,有关人员应当出庭。对于经过法庭审理,确认或者不能排除存在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对有关证据应当予以排除。因此,非法证据的举证责任在于人民检察院,排除非法证据的证明标准应达到“有合理根据”。这里的“有合理根据”标准,笔者认为人民检察院应当向法庭提供侦查机关从开始接触到相关证据至收集完毕该类证据时的全程录音录像,而不是其中的某一次或某一环节的录音录像。比如,在贪污、贿赂渎职犯罪中,侦查机关就应对犯罪嫌疑人被通知到案接受调查或者讯问的第一时间内进行录音录像,直至犯罪嫌疑人如实交代自己犯罪事实的全部过程,而不是侦查机关将犯罪嫌疑人通知到案对其进行长时间非法限制人身自由后,犯罪嫌疑人不得不作出有罪供述,侦查人员为了掩盖其取证的合法性,仅对犯罪嫌疑人作有罪供述时的情形进行录音录像。
    二、证人出庭作证规则。在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作证对查明案件事实是非常有必要的,
证人出庭接受以交叉询问方式进行的质证,必要时还需接受法官询问,有利于法庭能够直接审查证人的作证资格、证人的感知能力、记忆能力、表达能力以及主客观因素对证人作证的影响,从而辨别证言的真伪。《2012刑诉法》第187条、188条规定,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且该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证人没有正当理由拒绝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绝作证的,予以训诫,情节严重的,经院长批准,处以十日以下的拘留。被处罚人对拘留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复议期间不停止执行。由此可见,要求证人直接出庭,发表言词证据,应以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且该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为前提。
为了充分保护证人出庭作证,《2012刑诉法》在制度设计上有了明显进步,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2012刑诉法》第61条、62条、63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毒品犯罪等案件,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因在诉讼中作证,本人或者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采取以下一项或者多项保护措施:(一)不公开真实姓名、住址和工作单位等个人信息;(二)采取不暴露外貌、真实声音等出庭作证措施;(三)禁止特定的人员接触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及其近亲属;(四)对人身和住宅采取专门性保护措施;(五)其他必要的保护措施。证人、鉴定人、被害人认为因在诉讼中作证,本人或者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的,可以向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请求予以保护。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依法采取保护措施,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配合。证人因履行作证义务而支出的交通、住宿、就餐等费用,应当给予补助。证人作证的补助列入司法机关业务经费,由同级政府财政予以保障。有工作单位的证人作证,所在单位不得克扣或者变相克扣其工资、奖金及其他福利待遇。
三、全面收集证据规则。根据《2012刑诉法》第50条的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两高三部于2010年9月13日公布的《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更强调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量刑证据的收集,该意见第2条、12条、13条规定,侦查机关、人民检察院应当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犯罪情节轻重以及其他与量刑有关的各种证据。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审判人员对量刑证据有疑问的,可以宣布休庭,对证据进行调查核实,必要时也可以要求人民检察院补充调查核实。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申请人民法院调取在侦查、审查起诉中收集的量刑证据材料,人民法院认为确有必要的,应当依法调取。因此,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不但要注重收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定罪方面的证据,而且更要注重收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量刑方面的证据,即要全面收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定罪和量刑方面的各种证据,在程序上充分体现了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从而改变了过去那种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重打击、轻保护”的偏颇做法,这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建设的一大进步。
四、证据确实、充分规则。“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是刑事诉讼法对于案件侦查、起诉、审判的统一要求,以前由于法律对“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要求标准规定模糊,且在实践中对这一要求的认识并不十分一致,造成在不同机关或者不同司法者对同一案件的处理结果不同甚至大相径庭。这样的例子很多,每年都有相当比例的案件经过法官审查后认为“证据不足”而要求公诉机关撤诉。而因此造成控审之间意见分歧,致使案件久拖不决,最后只好协调解决的情况也不少。为了解决好这一实际问题,《2012刑诉法》第53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二)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由此可见,在刑事诉讼中不仅要求证据充分,更要求收集到的证据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在司法实践中,查证属实的“事实”所指的是“客观事实”还是“法律事实”呢?笔者认为,案件的客观事实指的是组成案件的必备要素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案件的法律事实是指《刑法》、《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作为刑事案件构成中的要素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简言之,案件的客观事实是案件内部的联系,其不具有可重演性,办案人员已经不可能将其完全还原;而案件的法律事实是定案的依据,办案人员必须获得。当一起案件中的主要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而另一部分较为次要的犯罪事实无法查清时,办案人员就可以忽略不计或对未能查清的那一部分实行疑罪从无,如果仅据已查清的部分还不能定罪时,则应对全案实行疑罪从无。由此可见,查证属实的证据运用原则,一方面要求必须尊重客观事实,发现案件真相,另一方面表明证明过程是一个把客观事实转化为法律事实的运用过程,只有对某些客观事实按照法律规定的种类、形式、要求进行查证属实,让它们成为法律真实,才能发挥其在案件中的证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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